获诺贝尔奖的数学家

——罗素

19世纪当以蒸汽机的发明和进化论的创立而引以为荣,然而更为令人瞩目的是19世纪纯数学的蓬勃发展而为这个时代赢得了更为崇高的荣誉。

——罗素

现代数学最主要的成就是真正揭示了数学的整个面貌及其实质所在。

——罗素

过去关于数学无限小与无限大的许多纠缠不清的困难问题在今天的逐一解决,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夸耀的伟大成就之一。

——罗素

做为一位和平主义者,我曾被迫采取与全社会整个利益相反的立场。(因为我虽然热爱英国,但更爱全人类。)因此,一个和平主义者,很难去避免对所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采取完全敌视的态度,但是我个人对社会的道德规范毫无仇视之意,我的基本观点与圣·保罗在他论“博爱”的有名讲词中的一段符合,我与使徒保罗在很多见解上都不一样,但在这一点上,我的感觉可以说与他完全一致;那便是“对道德规范的服从并不能取代爱,任何地方,只要真实的爱与真正的智慧能融合为一体,社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所必须的道德规范。

——罗素

柏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英国著名数理逻辑家,也是本世纪的一个重要哲学家。他从23岁起,开始写作,不断工作75年,共写出一百多本书和成千篇短文。孔子说“仁者寿”,他可以说是本世纪的一个仁者,热爱人类,为世纪和平的工作而孜孜不息的努力。

他说:“生命应该像花朵那么温柔可爱,像峰峦那么稳定而清晰,像苍天那么高深而不可测,生命是可以这样的!”

他在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人不知道他曾是数学家,而且在近世数理逻辑的研究上有过重要的贡献。

他在195180岁时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说:“一个人活到80岁,已有足够的理由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作已做完了,那些剩余的已无关紧要。

从我童年开始,我为追求两个目标而努力,这两个目标多年来远远地分开着,但近年已结合为一个。这两个目标是:追求那些仍在未知世界里但可因探讨而了解的事物;以及为创造更幸福的世界必须做的最大的努力。”

他在34岁前从事数理逻辑的研究,并且做出卓越的贡献,以后为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写反战的小册子,他49岁时到苏联参观,见了列宁回来后反而不赞同共产主义。他在50岁时去中国讲学,由于太劳累得了急性肺炎,日本的报纸报道他死在北京的医院,而在北京的苏联人却送香槟和奶油到医院给他,他们说:“不能让罗素死去,因为我们的革命需要他。”

他预言日本会侵略中国及与美国交战,最后被美国打败。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证实了他的话。他指出当时日本往军国主义发展,是“日本人采集了西方的缺失,并保留自己的缺失”。穷兵赎武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他预言中国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和胁迫,本来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会偏激成布尔什维克分子,最后放弃传统的儒家仁容思想,采取激烈的路线。这也在后来实现了。

他在1920年去美国旅行演讲,有机会深入观察美国社会,在1922年他预言:“美国将会开始其帝国主义的生涯——不是领土方面的侵略,而是经济上的征服。”他对美国听众说:“美国不是被华盛顿政府所控制,控制你们的是油田和摩根(Morgan18371913,是当年的财政家),美国是遍布全球的金融帝国,要是由眼光狭窄和残忍无情的人所控制的话,人类将面对一个可怕的恶魔。”

1928年出版的《怀疑论集》中,他写道:“世界可能会有一段长的时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两大对立的集团。前者将控制西欧及美国本土,而后者将控制整个亚洲。”

这些话后来都证明是正确的。

中外的数学家没有几个能像他这样能独具慧眼,对于事物的发展预测的这么准确。

罗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的一生是多姿多彩,我们这里粗略地介绍他。

贵族出身

18725 18日罗素生于位于英国的蒙矛思郡(Mom-mouthshire)的拉芬斯克洛夫(Ravenscroft),生下之后的第三天,他就抬起头,以生气勃勃的样子观看四周的事物。

富兰克(Frank),大家都说他的二个蓝色的眼睛离得太远,下巴较短。现在我的母乳还多,不过要是稍微迟一点喂他,他就会马上生气,大哭大叫,手舞足蹈,直到吃到乳为止,…… 他也很有力气,而医生奥德兰德说:他具有寻常孩子们所没有的强壮的肌肉。”

是的,奥德兰医生说:“这孩子身体很好,接生30年我从未见过这么大而胖的婴儿。”

在他2岁时,妈妈和6岁的姐姐患白喉而去世。快到4岁时,他的爸爸患重病而去世,年龄只不过33岁。

他和哥哥就由祖父祖母负责养大。祖父以前是英国的首相,罗素见到他时已是83岁的老人,常坐在摇椅。他喜欢小孩,仁慈和快乐,可是不大忍受孩子的喧闹。二年之后就去世。

主要影响罗素和哥哥的是祖母。祖母是出身苏格兰长老教会家庭。可是在70岁时变成唯一神教派的信徒,而且支持爱尔兰地方自治法案,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战争。

祖母常常对他们兄弟讲祖父为选举改革方案所作的奋斗以及他们家族的一个英雄威廉罗素爵士反抗理查二世的故事,因此小罗素从小就有这样的观念:“罗素一族有为公众服务的责任,为了人民服务,有时候反抗是合理的。”

罗素在他的自述里描绘儿童时的日子:“当时除了政治之外,整个家庭气氛是一种清教徒的虔诚心情,非常虔敬和严肃。”

“我们那时,每天8点钟都有家庭祈祷,在家庭祈祷以前,我已经坐在钢琴前面做过半小时的练习。这是我所埋怨的一件事,虽然家里有八个仆人,但是饮食却像斯巴达式(Spartan)的简单,而且既使这样,我还吃不到呢!因为小孩子被认为不适宜吃美好的食物。例如,那时有米粉布丁和苹果饼,成年人才能吃苹果饼,我只能吃米粉布丁。我们小孩一年到头须洗冷水浴。”

“……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变成一个孤独、害羞和一本正经的年青人,我似乎从未体验过童年交友的乐趣。”

由于性格孤独,哥哥富兰克曾在一篇文章描绘自己的弟弟:“他比较服从家规,因此他的确享受了在爱的气氛下家庭教育的全部利益,结果使他成为令人不能忍受的一本正经的人,直到上剑桥大学以后,才慢慢地改变过来。”

他自己在后来回忆录上说:“像当时其他接受传统清教徒式的教育的人士一样,我也养成了省察自己的罪恶、愚行和缺点的习惯。”

每个星期六晚上,也会和祖母一起弹琴或唱圣诗。他在80多岁时说:“就是80多年后的今日,我大概可以很自信的说,我会背诵数千首圣诗。”

对数学的喜好

罗素在5岁时,有人告诉他地球是圆的,他拒绝去相信它。他跑到花园,拿了一把铲开始掘洞,看是否能从他住的地方一直挖到澳大利亚去。

有一次保姆告诉他,在他睡觉时天使会在旁边守卫他。他不相信地说:“可是我从来不曾见过她们呀!”

保姆说当他睁开眼时,天使就会溜走了。于是小罗素决定闭着眼睛假装睡觉,然后用手去抓,结果什么也没抓到,因此他不再相信天使守卫他的故事。

在他9岁时,女修道院长茜普顿预言:世界末日在1881年会发生。就在那一年的某一天天空黑云密布,他看到阴沉的天空,以为世界末日到了,可是到了年底,世界还是存在。

他从小就有追寻事实真相的热忱。他在《回忆集》(Portraits form Menory)里写道:“我愈是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便愈想了解有关它的事实与真相,尽管这些事实与真相,可能使我感到不快……”

他最初学九九乘法表时,并不是太顺利,曾因费了很大力气学不会而哭。他学代数也不是一帆风顺,可是后来经过一些努力,他进步得很快。

不久他就对数学产生兴趣,后来他说:“要不是想多了解数学,我早在年轻时就自杀了。”

有一天他的哥哥说要教他几何,他非常的高兴,因为在这之前他听说几何是用来证明东西。

他的哥哥富兰克比他大七岁,教他的是“欧几里得”几何,他开始教他定义,这东西小罗素马上充分接受,可是当哥哥教到“公理”时,就有问题产生了。

他对欧几里得第一条公理(Axiom):“二物同时等于第三物,则此二物彼此相等。”

写成符号是:如果AB都有A=CB=C,则A=B

哥哥说:“这些公理是无法证明的,但是你要证明其他问题以前,这些公理必须被假定是真的。”

在后来他写的自述《为什么我选择了哲学?》里,他回忆这时的学习障碍。

“经他这么一说,我的希望整个粉碎了。我曾经想去发现一些能够证明的东西那是很美妙的一件事,但是现在却必须先藉着那些证明的假定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

“我满肚子不高兴地看着哥哥说:‘既然它们是无法证明,但是为什么我必须承认这些东西呢?’他回答说:‘好罢!要是你不接受的话,我们就无法再继续学下去。’”

‘我想,那其他东西是很值得一学的,因此我同意暂时承认这些公理为真,虽然我仍然充满了怀疑与困惑,我仍一直希望在这个公理的领域内发现不可争论的明白的证明。”

“但我对数学仍然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事实上比任何其他的研究更能给我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我很喜欢考虑如何把数学应用到物质世界上去,同时我也希望将来有一天会产生像机械的数学一样精确的有关于人类行为的数学。我有这种希望是因为我喜欢论证,而大半时间这种动机甚至胜过我对自由意志的信仰欲望,虽然后者我也时常感到它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我从未完全征服我对数学正确性的基本怀疑。”

可是,当他学习更深的数学他面对一些新的困难,他的老师告诉他一些觉得错误的证明,这些证明后来果然被承认是错误的,当时他并不晓得,后来在离开剑桥到德国,才知道德国的数学家已经找到更好的证明。

到了德国,他的眼界大开,才发现过去困扰他的那些难题,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且都不是重要的东西。

他说:“因为剑桥大学的考试所要求的都是一些解题的技巧,整天死啃这东西后,我开始对数学产生极大的反感,这点鼓舞我向哲学方面去发展。为了设法获得考试的技巧,使我想到数学不过是包括了那些玩弄技巧的魔术里的雕虫小技罢了,它和猜字游戏那一类玩意儿太相像了。因此,当我通过了剑桥三年级最后一次数学考试后,我发誓我再也不看数学,并且把所有的数学书都卖光了。”

“在这种心情之下,阅读哲学书籍,我仿佛感觉到由山谷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看到了多姿多彩的新世界。”

他到德国念黑格尔及康德的哲学,可是在读康德的作品后觉得他在数学哲学方面的立论不仅是无知而且愚昧,他转而去读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戴德金(Dedekind)及乔治·康托(George Cantor)的理论。

康托是“集合论”的创造者(请参看《数学和数学家的故事》第一册有关他的工作介绍)。罗素最初看他的《无穷大数目》时,觉得很难懂,有很长的时间没法子了解,因此他决定把他的书逐字逐句地抄在笔记本上,这样慢慢咀嚼思考,可以逐步理解。

当他开始读时,他觉得康托的理论是谬论,简直是荒唐不经,可是等到把整本书抄完,才发现错误的是他而不是康托。

事实上康托的无穷数的理论是近世数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可惜他提出时曲高和寡,许多有名的数学家看不起他的工作,使得他受到刺激和人论战,最后病死于精神疗养院。

罗素在23岁时毕业于剑桥大学数学系优等及格第七名,他的研究论文是《几何学的基础》,然后他成为英国驻巴黎大使馆随员。第二年他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在24岁时被选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研究员。

与怀特海德老师的合作

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是英国著名的数学和数理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他在1885年在三一学院毕业,就留在原校任教应用数学和力学,1905年在该院获得博士学位,是罗素的老师。

1890年,罗素是剑桥大学一年级新生时,去上怀特海德的静力学。讲完课后,教授指定全班念教科书上的第35篇,然后他转过头对罗素说:“你不必读它,因为你已经了解了。”

因为在十个月前罗素在入学资格考试中引用过它,怀特海德看过他的考卷,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并且告诉所有剑桥大学最优秀的学生,要注意罗素。因此罗素在到校一星期就认识了当时剑桥大学的精英。

罗素由学生渐渐地转变为独立作家过程中,得益于怀特海德的指导很多。在怀特海德1947年去世后,罗素写了一篇《怀念怀特海德》的文章,在文章结尾时他说:

“作为一个老师,怀特海德可以说是十分完美,他能把个人的兴趣整个地贯注于受教者身上,他同时了解学生们的优点与缺点,他能够把学生最好的才智引发出来,他从未犯过一些低劣的教师所常有的毛病像对学生强制、讥讽及自命不凡等,我深信所有与他接触受他薰陶与鼓舞的优秀年轻学子们,将会像我一样地对他发生一种诚挚而永恒的感情。”

有贵族气派的疯子

罗素有一个美国学生是被视为“神童”,12岁进入大学,不到15岁就获得学士学位,不到19岁就成了博士。

这学生名叫诺伯特·维纳( Nobert  Wiener 18941964),他是“控制论”(Cybernetics Theory)的开山祖师。他原先在哈佛大学专修数理逻辑学及哲学,在大学最后一年申请到了旅行奖学金,他考虑到英国剑桥去。因为那时罗素在剑桥的威望正发展到最高峰,剑桥大学是学习数理逻辑学最适当的地方。

诺伯特·维纳在晚年写的自传《昔日神童》(Ex Prodigy)说罗素的个人特点很突出,除了说他像个疯子以外,再也无法描绘他了。他一直是个杰出的、有贵族气派的疯子。罗素本人的说话总是妙趣横生,维纳认为他确实从这位大师那里得到许多深挚的教益。

1913年他上罗素的阅读课,念的是罗素著的《数学原理》,那时连他在内,只有三个人,学习进度很快。罗素对《数学原理》的讲授清晰畅晓,因此学生领会很深。他的一般哲学讲演也都是这类讲演的无与伦比的杰作。

罗素是很早了解爱因斯坦工作的重要性,以及看到当时电子理论在未来的重要意义。因此罗素提供给维纳读各种著作来润充维纳的知识理念,因此在维纳后来的政治有很大的影响。例如1905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原著,这个重要理论,解决了布朗运动的问题,并且发展了光电学中的量子论。

维纳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罗素似乎是消息灵通人士,凡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有关战争的细节,他都有办法知道。可是,在那时候英国政府官员的眼中,罗素是一位非常讨厌的人物。他是一位出自至诚的反战者和坚决的和平主义者。后来当美国参战,他对美国政府使用了极其敌对的语言,以致被捕入狱,最后被剥夺了他在剑桥的教职。”

“罗素先生一方面被列入官方的黑名单,一方面又能从反对派的官方那里得到一般群众所得不到的消息,这种奇妙交织的现象,实在令我常叹不已。它既说明了英国的稳定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英国统治阶层的牢固地位。”

对教育的看法

罗素1921年从中国回来之后,由于他的两个大孩子的出生,他开始对于为父母及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兴趣。

在最初的几年,他不大喜欢新式学校,虽然觉得它在某些方面是比旧式学校好,可是他对它的一些设施不大赞同。他认为它们对于数学不很重视。罗素认为在这复杂的世界中,除非人们在学校得到相当程度的训练,特别是逻辑思维的训练,不然是不能有所作为。

他觉得获得知识所必需的真正训练是应该强调,可是这种要求,在当时的现代学校中无法取得。他想自己创办一所学校,可是由于自己没有行政首长的才能,所以对自己创办的学校也不满意。

中国人的朋友

1919年罗素得到“三一学院”给他复职的通知,他要求学校当局给他一年的休假,他要到中国的北京大学讲学。这时他和第一任夫人离婚,在1921年他带要好的女朋友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夫人)去中国。

在北京他住在赵元任的遂安伯胡同2号的家,赵元任是他的翻译。他在北京大学讲授哲学,由从1918年哈佛大学哲学系得博士学位的赵元任来当翻译,可以说是很好的搭配。

当时的北京在几个月前发生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而在1918年的五月四日孙中山由于军阀破坏护法运动而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并向国民沉痛宣告:“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罗素来了中国亲眼目睹了军阀的争战,他曾幽默地说:“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大多数都是双方都在想逃,胜利是属于首先发现别人弃械而逃的另一边。”他认为所有的军阀几乎都是野心的土匪,他把希望寄托在孙中山的身上,因为他能无私的为整个中国未来打算,他颇像英国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的目标是在减少贫穷,但不是引起一场经济革命。”

罗素支持铁路与矿产国有化,他认为中国不幸的根源,是在于贫穷和生产力低,这点只有透过工业化才能解决,空洞的讨论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是无补于事,尽管会有很多人从伦理的角度上去反对资本主义,但是显然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达到工业化目的。他觉得中国必须应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贫穷,但不要得到西方工业革命后的种种恶果。

他在北京喜欢购买一些古式的中国家具,他惊异北京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老是想要购买那些冒牌的西方家具以及抄袭模仿西方思想。他说:“中国是一个艺术家的国度,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比他们从我们这里学到的更多。”

而罗素也在公开场合批评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的苦难。孙中山先生对罗素以中国人的观点去看中国问题很赞赏,这是在华的外国人少见的,他说:“罗素是唯一了解中国的英国人。”

罗素回英国后,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及演讲,后来在1922年出版《中国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这部书里面有许多敏锐的先见。

比方说他指出日本由于人口的压力会迫使她走向军国主义和侵略的行动。而由于扩张主义的政策,将会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进而演变大战,最后将会被美国击败。这预言在20年后证实了。

他指出中国将面临的危险,要避免外国的征服,首先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且普遍地发展爱国心及足够的武力。可是由于中国人长年来受列强的欺凌、胁迫和刺激,他们可能放弃传统的儒家仁家思想,转而走向极端,采取激烈的路线,采取了一种军国主义及物质主义为基础的暴烈文化,为这世界带来动荡和不安。

他说:“中国人平常是冷静的,但是也有野蛮奋激的能力,我们可以想像他们一部分人也许会变成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他警告西方列强:“所有的列强毫无例外地,他们的利益最后必会与中国的兴盛相冲突,……中国人必须以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寻求解救之道,而不是靠外国列强的仁慈心。但是最值得担心的一件事是:在中国发奋图强的过程中,不但会发展到足够的力量维持独立,而且可能因过分的强大到开始其帝国主义的生涯。”

八十岁写小说

罗素在79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解释他获奖的原因:“从他多姿多彩的包罗万象的重要著作里,我们知道他始终是一位人道主义与自由思想的勇猛斗士。”

他精力过人,不喜欢开慢车,常到处演讲奔波,他认为在他生命的晚年,尽可能应用他的精力去完成伟大的事业。他说:“我很希望能够在当我还能工作而且知道其他人将会继续我所不能做的工作时死去,这样我就会满足地想,我已经尽我所能地献身于我所完成的事业。”

他开始从事一项全新的尝试——写小说。他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想在80岁时出版,可是他希望不用真名,而是以笔名发表。

可是出版商却反对这样的做法,他们不想冒险出一个没有罗素署名的而以名不见经传的人的书,因此对他说如果书上没有罗素的名字,就拒绝出书。

罗素也不介意出版商不印刷他的小说,他将他的第一部小说:《X小姐的科西嘉历险记》(The Corsican Adventures of Miss X)以无名方式在《围棋》(Go)杂志上发表,并悬赏25英镑给任何能猜出这作者的读者,结果没有人会猜到这是罗素写的。

1953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郊区的撒旦》(Satan  in the Suburbs),他宣布:“我生命中的前80年献身于哲学,我预计在未来的80年再献身于小说。”

第二年又出他的小说选集:《有名人物的梦魇》(Nightmares of Eminent Persons)。

人们奇怪为什么他能有这么大的活力工作。他在《如何过老年人的生活》一文里解释他的一些看法及秘诀。

他说:“老年人在心理上必须避免二种危险:其中之一是热中于过去的一切,例如生活在回忆之中,或追忆过去逝去的好日子,或悲伤那些已经逝去的朋友都是不大适当的,一个人的思想是要指向未来,要经常想到那未完成的工作。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因为一个人的过去是逐渐地在增加其分量,而且他很容易认为过去的他比现在的他更有活生生的感情,更有热诚的心灵。……

另一件必须避免的事是太缠住年青的一辈,而想从下一代的活力中获得一点生气。当你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之后,他们自然希望地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要是你们继续像他们年轻时那种对他们过分兴趣与关心的态度对待他们,你很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一种负担。

……有些老年人被死亡的恐惧弄得郁郁不乐,……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克服它的最好办法是逐渐地扩大你兴趣的领域,并且渐渐地达到无我之境,直到我的围墙一片一片地被脱落为止,那时你的个体的生活会逐渐地融合于群体的生活。

一个人的生活应该像一条河一样——起源是很小,两岸的范围也很狭窄,然后很快地冲过了圆石,越过了瀑布,渐渐地河床变大了,两岸退却了,一片大水流得更为平静,最后没有任何视觉的断路,直接会合入海洋中,毫无痛苦地消失他们个体的存在。

一个老年人要是能以这种生活方式,来了解人生的话,他就不必忍受死亡的恐惧,因为他所关心热爱的事物将会继续下去。

假如生命的活力已经枯萎,疲倦之感也在与日俱增,那么休息的想法是不会不受欢迎的,我很希望当我仍在工作时,并且知道别人将会继续我已经不能做的工作,而且满足于我过去所完成的工作之际死去,这是我这老年人的最大梦想之一。”

对人类的未来关心

在罗素的“自述传”里他解释为什么他会对人类的前途的问题关心。

“……虽然我也常忙于世俗的事情,参加了不少在我一生当中发生的许多大事,但从根本上说,我却经常以为我自己是一个抽象哲学家,我曾设法想把数学与科学的精确与可记的方法介绍到传统的模糊地思考领域里。

我一向具有追求透澈、精确和鲜明轮廓的热忱,同时我也恨那含糊,暧昧的观念,但是这一点却使很多人认为我没有感情的地方,因为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说我寡情,我不知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的确喜欢透澈和精确的思考,我相信这是对人类很重要的,因为当你能精确地思考到你的偏见,你的固执,你的不自觉的私心时,你便不会做坏事了。

……当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停留在臆测的阶段,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精确而科学化的东西,对于这一点我很高兴我有一点的贡献,因此使我觉得我的哲学工作是值得做的,虽然没有找到作为宗教信仰基础的东西,但也并非全无所获。”

在他82岁时,他写道:“准备随时面对着真实世界而想加以适应,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种美德,最坏的是对事实闭起一只眼睛,或不敢面对不受欢迎的一些事实,但是同样不对的是,认为凡是先人所传下来的东西都是对的,更坏的是在意识上屈服于恶,却又自欺地否认那不是恶,当我发现个人的自由在各地逐渐为组织化而减少时,我绝不会因此就伪装承认组织化是一件好事,也许它或许有某种过渡性的必要,但一个人不应该就为此而默认它是任何令人羡慕的社会之一部分。”

“我今天仍然希望,我年轻时代认为是好的那些事,在今日能获得实现。这些希望,我把它简单地归纳为下列几项:

1)我希望我们人类有避免灾祸寻求安全和平的能力,例如能避免威胁人类存亡的核战争。

2)希望能消灭全球的贫穷。

3)希望透过和平与经济的繁荣,使人类的容忍精神与仁慈的感情能普遍地滋长出来。

4)在不伤害社会的原则下,使个人有充分发挥其创造力的机会。”

“……因此,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由人类中最有智慧而善良的人来统治。而不能由那些表面聪明而内心毒辣的人所统治。前者是人类之幸而后者是人类之不幸,幸与不幸是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做明智的抉择。”

罗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曾说,他宁愿一场原子战争而不愿世界被苏联所占领。

1950年,许多人警告由于东西方的冲突日益升级,很可能会再有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爆发,而罗素却认为这是杞人忧天。

可是当他预言的氢弹被制造出来之后,他的看法就改变了。在195412月,罗素以《氢弹》为题,作了一篇动人的广播演说:“我以人类中的一分子,向全人类恳求: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他的一切,假如你们能够这样做的话,一个新的天堂将为你们而打开,假如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除了全球性的死亡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在这演讲之后,他觉得他应该登高号召,联合东西方集团的科学家发表联合宣言:氢弹的出现,给人类带来空前的危机。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当时病重,回信支持他,要他起草这宣言:你熟悉这些组织的工作,你是将军,我是小兵,你只要发命令我随后跟从。”

罗素把宣言草稿寄给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然后到罗马参加关于世界政府的会议。在1955418日回英国途中,从无线电接收员知道爱因斯坦当天去世,他非常的难过,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以及有力的支持。

令他惊异的是当飞机抵达巴黎,他收到了爱因斯坦在去世前签的信函,同意在罗素的宣言上签名。这就是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有鉴于未来世界大战核武器肯定会被应用,而这类武器肯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危胁,我们号召世界各政府体会并公开宣布它们的目的不能发展成世界大战,而我们号召它们,因此在解决它们之间的任何争执应该用和平手段。”

在这宣言上签名的有著名的科学家,如:法国的约里奥·居里(Joliot Curie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老师)、波兰的英费尔德 In feld,曾是爱因斯坦的助理)、日本京都的汤川秀树(Yukawa,日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诺·鲍林(Linus Pauling,美国诺贝尔化学奖及和平奖得主),及波恩(Max Bo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