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李约瑟教授

——科学、宗教、历史、哲学、艺术的搭桥者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我的事业很大程度受益于给我人生带来很大影响的FW.桑德森(Sanderson),这位昂德尔公学校(Oundle School)校长和他对我的忠告——“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和“要找到能激励自己去执着追求的东西”。

——李约瑟  199094

关于中国和中国文化在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上的作用,在过去30年间,经历过一场名副其实的新知识和新理解的爆炸。对中国人来说,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理所当然值得自豪的巨大的泉源,因为中国人在研究大自然并用以造福人类方面,很早就跻身于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了。”

——李约瑟  1990

写的东西不算少,好坏自己亦不明,

但有虔诚一点心,愿为世界开太平。

——李约瑟  自咏诗

我不认为现代科学一定要走它既定的路线,但这个自17世纪以来所发展出来的模式,似乎要照传统路线继续走一个时期,看不出会发生任何基本性的变革。我倒想到一点,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可能发生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非常奇特的基本粒子方面,没有人能了解这一点。17世纪以来的传统科学方法,可能不足以处断基本粒子的问题。在不久以前,我们已经见到两个中国人,因为对宇称守恒律的研究而得了诺贝尔奖,我倒不否定,他们在开始时或者得自某些中国思想的成分。

李约瑟  1969

对李约瑟的认识

60年代初,我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读书。由于喜欢中国古代的数学史——主要是受李俨的书影响,我尽量想找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但由于南洋大学当时才创立7年的时间,图书馆的藏书并不丰富,有很多想看的书籍不容易找到。

很自然地,我去找历史较久、在殖民时代就成立的马来亚大学的图书馆。每个周末离开美丽的“云南园”回到市区,我会中途在武居知马路的马来亚大学车站下车,然后进入图书馆去找书看。

有一天,我发现那里有一本算是新书,还没有人借阅过的叫《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三卷。这里有讲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地理及地质学。作者是Joseph Needham,合作者是Wang Ling。这时惊喜若狂,以后我常常去那里翻阅此书,坐在冷气开得很强的图书馆里(当时新加坡空调还并不普遍),而我常常连午饭也没有吃,看到快要傍晚才回家。一走出馆外,热带的湿热空气,使我开始感冒,而手脚冰冷,走起路来头重脚轻,肚子因整天没吃东西而胃有些难受,可是满心欣喜。他的书把我带到了古代的社会,看到先民在数学上有这么辉煌的贡献和成就,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后裔而骄傲。

新加坡由于一百多年英国的殖民统治,虽然小岛上大部分是华裔,长期殖民奴化思想的影响,“崇洋抑华”的思想很普遍。曾经在创办南洋大学付出许多心血的潘受老先生,在南洋大学后来关闭,美丽的云南园荒芜凉亭残坏时,感慨地写了这样的七绝:

“虎倒龙颠抑塞才,物鸣总有不平哀。

要知下天原无路,路是人人踏出来。”

“娇莺言语蟹文章,数典何妨祖可忘。

金碧黯然图籍散,我馀及吊鲁灵光。”

能看到一个英国人能公正的介绍中国的文明,中肯的肯定中国民族在历史起过的先进作用,这和我当时见到许多人“耻为中国人”的想法真是不一样。

60年代末到了加拿大留学。在国际方面,中苏由1963年爆发的对于思想意识方面的大论战,演变到了1969年在珍宝岛上干戈相见流血冲突。我的一些东欧来加拿大作研究的朋友却兴高采烈,希望这两个共产主义集团的巨人,自相残杀,两败俱伤,那么他们的国家就可以脱离苏联的控制。

这时我读到李约瑟教授写给《泰晤士报》的信:

“编辑先生:

中国政府在312日就中苏边界事件所发表的声明,详细而且重要,但英国报界却不大重视。这个声明附有乌苏里江的地图,列有一条分界线,指明苏联境内的若干岛屿,以及中国境内包括珍宝岛在内的其他岛屿。

地图还附录了帝俄沙皇敲诈大清帝国的条约文件。借着这些18581860年条约,帝俄霸占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及边界的土地。即使依据1860年的《北京条约》,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

1949年以来,中国与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外蒙古,对困难重重及错综复杂的边界问题,成功地达成了协议,在大多数情形下,作了慷慨的让步,并放弃了旧中国政府所一向坚持的要求。

在同样目的及运用同样原则下,中国亦于1964年与苏联展开协商。中国声称愿意以 1858年及 1860年的条约为基础,确立整个边界线的划分。可是,据中国方面说,苏联拒绝以这些疆界为基础来谈判。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大量文章至目前为止,竟都有一特点,就是提不出文件来佐证。因此《泰晤士报》的读者,在进一步研究史实之前,在目前要下谁是谁非的判断,就似应特别审慎了。

你忠实的

李约瑟

英中了解协会”

我才知道李约瑟是英中了解协会的会长,在这国际形势恶劣的关头,他站出来为中国讲话。就像他在年青时来到中国,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蚕食中国大片河山,由于抗战,社会经济恶劣,人民生活困难,作为“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British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Mission to China)的成员,他为中国科学家雪中送炭提供许多珍贵的资料,在英国杂志写文章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形。

70年代我居住在法国,有一天在法国的巴黎图书馆看到一本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战时中国之科学》由李约瑟著,徐贤恭、刘建康两人译的书,里面是他在1943年在中国的演讲稿及为英国《自然科学杂志》(Natural Science)所写的文章,从中知道他在华的活动。

读到他在19422月在重庆“中国农业协会”谈“中西科学与农业”,他问:农业科学在英、美、苏这些工业国家有很大的发展,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农业国家,为什么在中国农业科学没有发展呢?他说中国农人最初比西方农人先进,欧洲农人用木犁头时,中国农人已用铁犁头了,但后来欧洲人开始用钢犁头,中国农人反而落后,其中一定有一些道理存在,他作了一些探索和理解。

他说西方科技发达是由于欧洲商人得势,封建主义衰退资本主义即代替兴起,资本为商人蓄积再投入工业上,即变为工业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却由于亚细亚官僚政治取代了资本主义,因此阻碍了农业科学的发展。

他断言如果天气、地理、社会经济几个因素,在中国和西方一样,而西方有和中国同样的情形,那么近代科学恐怕会发生在中国而不是西方。而西方人将要学习象形、会意的中国文字来承继近代科学,正像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人士必须学习西方语言一样。

他认为近代科学自然是绝对国际性,中西科学家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说,他说他常恨“外国科学”这句话,不能忍受那种套词。科学是你我所共同享有的,庄子与希腊哲学家亚拿萨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500—408),朱熹与意大利的达文西有什么区别?世界上并无外国科学和中国科学之分别,只有一种国际性人类科学——这是我们所公有的。

将来只有一种可能的途径,在那个途径上面,人类可借合作与团结以求进步。科学一体,终有一日全人类将要包容于这个一体政治之下,中国人民和西方人民在那共同事业上应如兄弟般互助合作,共同努力。

后来在巴黎的一个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我总算见到这位怀有中国古人所梦想的“大同世界”的我敬爱的科学家。当时他身材蛮高,可是由于长年伏案工作,他的背有些驼,而最让我吃惊的是他的古文根基很好,能看能写一些文言文,当时他建议我去看一本奇书《周易参同契》,他说这不止是可当作化学古籍来看,也可以当作一本养生的书来读。

由于我年轻时只兴趣数学,自己觉得生命有限,有许多要做的事,可能这一生短暂的生命都做不完,因此虽然他的建议是不错,我却没有听他的话花时间去看这书。

后来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参加由伦敦数学学会主办的会议,当局安排参加会议的人士去参观剑桥大学,晚上,还要赶到莎士比亚的故居去看莎士比亚的话剧“仲夏夜之梦”(Mid-mummer Night),本想到剑桥时去参观他的研究所,看看他工作的环境,但由于时间短促而且集体行动,个人不好中途跑掉,只好作罢。

当时我有一个梦想,希望以后能和他一起工作继续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数学部分扩充。当时我是觉得我应先在数学研究做工作,等年纪大了思想较成熟才来做这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在这之前我应该在历史和语文上充实自己打好基础。

我忘记了岁月不饶人,他年纪已大了,虽然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身体很健朗灵活,头脑很清醒,可惜人会衰老,他后来患了帕金森病(Parkinson disease),在1995323日中风, 24日过世。

这里我想介绍他的一些生平事迹。

李约瑟的童年

李约瑟的父亲是伦敦的一位名医,可是在1890年时,伦敦流行白喉,由于当时还没有抗生素,他的太太和十岁的女儿在一天之间同时感染白喉而过世。李约瑟是第二次结婚所生的独子。

199094日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颁给李约瑟,他坐在轮椅上致词,一开始就讲述他的生平:

我于1900129日生于伦敦南区的克拉彭公园。父亲是位医生。我小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私人诊所医生。后来,父亲在哈里街有了房子,成了麻醉师。在我们的家族中,有沿用“约瑟夫”这个名字的传统。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我母亲是音乐家,也是作曲家,名叫艾莉西亚·阿德莱德·尼达姆,旧姓蒙哥马利。母亲当时很有名气,那时她在近卫军乐队中担任指挥。她创作的歌曲大都很有名,如《我的黑玫瑰》这首歌差一点儿获选为爱尔兰的国歌。

我父母之间的关系不和谐,慢慢地我也感觉到了。至令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次,母亲敲打着上了锁的父亲诊所的门窗,埋怨让我识字太早。这样的争吵在房间里常常可以见到。那时我可能有六岁了。我父亲有间很漂亮的书房,因此我能自由自在地读到一些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利格斯的《哲学的历史》这本书,至今我还保存着它。

我深深为父亲的治学精神所打动,所以有意识地模仿父亲。但是,后来我又觉得从母亲那里也受益匪浅。如果说我单单受我父亲的影响,那么恐怕我就难以致力于像《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样庞大的课题了。在昂德尔公学学习时,校长FW.桑德森的谆谆教导给了我以极大的影响。在我14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我被选进了这所公学。校长先生常常对我说:“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他还常常对我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着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事情干好”,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就是我找到的能唤发我执着追求的东西,而且也可以说实现了。这些情况,还是另找机会再谈吧!在昂德尔公学,其实也并不太快乐。我这样说是因为这所公学把重点特别放在体育运动上。那时,我编了一本名叫《铁房子》的家庭杂志。到了学校放假的时候,就跟父亲到杯尔医院,第三伦敦综合医院以及乔治皇家医院去。在那儿我给人家当手术助手,给外科医生递递缝合线和钳子一类的工作。我第一次看做手术是九岁的时候,那是由约翰·布兰德主刀的阑尾切除手术。父亲见我见到血没有晕过去非常满意,给了我几枚金币。后来,真正的有资格医师严重不足,以至于谁都能从事医疗工作,我也被卷了进去。说老实话,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看到过许许多多的手术,而且有的外科手术简直就像是做木工活儿。我自己想进一步学习,想做些更为复杂的工作,因此就没有成为外科医师。

我是个独生子,无法依靠兄弟姐妹,但我想谁都能起搭桥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许多父母的孩子常常想让父母和好,但没有实现,所以我就想起中间人的作用,从中搭桥,从中调解。再譬如,我大学时代想在学问与宗教间架起桥梁;紧接着后来,我成了有名的胚胎生物化学学者,想在形态学与生物化学间架起一座桥梁;再后来我就决定在中国和西欧架设桥梁了。

宗教信仰

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格利高里·勃鲁在《李约瑟及其研究成果》里这么写李约瑟:“……父亲是一位医学博士,后来成为伦敦哈利街最早的麻醉专家之一。从父亲那儿,李约瑟学会了对法国文化很强的鉴赏能力,并学会对宗教持坚定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宗教态度对他后半生的世界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1924年,李约瑟博士与多萝西·莫伊尔小姐结婚,她也是一位剑桥大学天赋很高的生物化学家,撰写过关于肌肉收缩的生化著作而名扬世界,如今他俩是少数几对同为皇家学会院士的夫妇之一。”

“他俩也是热心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自2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参加埃塞克斯郡撒克斯特德镇的内省教会礼拜。只要力所能及,李约瑟博士仍然作为一名讲经师在那里定期宣讲。”

“在宗教观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勇敢的理性主义者,深受鲁道夫·奥托,威尔弗里特·诺克斯和戴尔哈特·德·卡尔丁思想的影响。除专业研究外,他还多年兼任伦敦的戴尔哈特研究中心的主任。”

何丙郁是李约瑟的巨著的合作者之一,他在1985年写的《我与李约瑟》一书也写道:“在父母的熏陶之下,童年的李约瑟对基督教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朝思暮想着传教修道的生涯。”

李约瑟在年青时除了在生化实验室工作,他还曾在良牧宣道会(The Oratory of Good Shepherd)当了两年杂务修士。

李约瑟曾对这段日子怀念,他说:“我住在宣道会修道院的这两年里,自然跟我的同事——宣道会神父们都很熟悉,而且喜欢他们。长老约翰·豪(John How——后来任格拉斯哥主教——是个坚强的人物,沉默寡言,嘴上常叼着一枝香烟;从他这里我学到一种坚定的意志,‘不要被各家学说的风吹到哪里是哪里’。”

“另一方面,英王学院的教堂主事埃里克·米尔纳-怀特(Eric Milner-White)却完全不同,他是个情趣高雅的唯美派仪礼论者,赞赏一切音乐、文学、艺术中美的东西。”

“而威尔弗雷德·诺克斯(Wilfred Knox)又是另一种人,好嘲笑多奇谈,很引人喜爱。他启示我如何把最广泛、最自由的智力思考同天主教的实践和感受的正常主流结合起来。”

“当时的彭布罗克学院(Pembroke College)教堂主事——后来任伊利主教(Bishop of Ely)的爱德华·温(Edward Wyn)也许聪明才智略逊于其他这几人,但他却总能给人以活力和欢欣。总括一句,我从宣道会教派学到了许多难以用文字表达的东西,但也有许多可以写成警句,如‘一事一物,都有意义’。”

在多伦多大学执教的第莫迪·布鲁克教授,是李约瑟的合作者。19967月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他写了“李约瑟的中国学”来纪念李约瑟,他说:“李约瑟是一个基督马克思主义者。”

他小时看了韦尔斯(HGWells)的科幻小说,受了里面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后来又从父亲藏书看到萧伯纳写的一些文章,因此有了一些费边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读昂德尔公学时,他的牙齿不好,常常要到30里外的彼得布勒(Peterborough)去看牙医。在那个车站可以看火车转轨和调动,有一个老司机和他成为好朋友,带他去司机室,教他开火车,因此他对工人阶级产生好感。

另外一次,他和父亲到欧洲大陆度假,在法国一个叫“厄”(Eu)的小镇误了车,没有地方住宿。车站的一位铁路工人,带他们到他的简陋的家,并且对他们热情的招待,这使他对下层的无产阶级的人们更加同情。在中学快要毕业时,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和他的同学谈论这事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件好事,使他的有维多利亚时代保守主义思想的父亲大吃一惊。

事实上,他没有读过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后来他成为了工党的党员(左翼)。他自己曾说:“经过毕业前和做研究生的那一段时期,我得到一个深刻的信念,即人类生活包含各种少不了的经验形式或方式。我们可以区别哲学或玄学的形式,它们各自存在,不能为其他任何一种形式所排斥,然而即使互相抵触,彼此还可以互相解释。这些经验的各个范畴,无论用什么语言或文字来阐述,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绝对真理——所有的范野都是相对的,彼此之间都有矛盾。”

胚胎生物化学之父

1918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医科。李约瑟的指导老师是威廉·哈地爵士(Sir William Hardy),他原先是组织学家,以后转到研究生物物理学,成为润滑物理学的专家。

李约瑟原先是想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学等生物学科,可是哈地对他说:“不!不!我的孩子,那绝对不行。未来是在于原子和分子,我的孩子,原子和分子。你必须搞化学。”结果,李约瑟就学化学了。

李约瑟在1990年领取日本颁给的福冈文化奖的大会上这么说:“我在1918年作为医科大学学生,进了剑桥大学的冈维尔-凯思(Gonville and Cains College)学院。”

“战争结束时,我已是海军外科中尉军医。但我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

“我在凯思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一次及第二次医学学士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所讲授的课程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了生物化学的研究。”

“霍普金斯博士是从来不给学生课题的。但是,一旦学生自己充分把握住要干什么时,他便会从各方面给予帮助和支持。”

“那时,我看到一篇由一战时死去的名叫克莱恩的年轻学者写的论文。文中指出,鸡蛋中促进生长的因子在成长初期时为0mg,到抱卵三周后竟达310mg。我把这篇论文拿到霍普金斯博士那儿,告诉他这一伟大发现——鸡蛋是多么了不起的化学工厂啊!当时,他就劝我研究下去。”

“我开始研究是在1921年,最终出版了《化学胚胎学》(3卷)和《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这两部书。这两部书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想解释清楚胚胎在成长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以及合成;后者则想就‘形态发生形成体’自身的生物化学阐述一些已知的东西。”

“金·布拉谢特在他的书中,称我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但他只是说了这一点,而我发现了什么并没有说明。”

李约瑟的《化学胚胎学》(3卷)出版,在学术界上建立他的声誉,这套著作在世已六十多年了,仍是这个领域中价值颇高的教学与参考工具。

他曾回忆说,写那巨著,他是有些精疲力尽的感觉,他发誓在该书写成后,以后不再去写多卷本的著作。

二十多年之后,当他进入中国科学与技术历史的研究,他准备写一部这方面研究的书籍。在1948518日他写信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编辑SC.罗伯斯(SCRoberts),他表示同意罗伯斯的看法该书不要超过一卷,页数是在600页至800页之间,该书的读者对象不单是中国史专家或一般人,而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

不到几年他要否定这誓言,写出了几十册的巨著。

勤苦学中文

李约瑟在《〈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解释他学中文的动机:“在我略知汉字以前,我已37岁了,那时我是剑桥的一个生物化学家和胚胎学家。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皈依那样。”

他的中国研究生告诉他中国文明曾经在科学技术史上起过的作用,李约瑟从沈诗章、王应睐、鲁桂珍三个同行身上,看到了中国伟大的所在,发现了一座“令人眼花缭乱的绝对的金矿。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有意无意中寻求已久的思想解放——从以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价值是绝对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其他同样微妙复杂、同样迷人、同样值得探讨研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

李约瑟在19909月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演讲这么说:“这三位中国研究生给予我的影响远比剑桥给予他们的影响大得多。因此我开始学习汉语,也学习比会话难得多的汉字。我一直觉得,为了东亚研究的课题,以优异成绩通过语言考试而在教室学习汉语,和不带功利目的、作为一件有趣的事而学习,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从那以后,我阅读中文开始摆脱初级的‘ABC’阶段,进入如夏日遨游江河那样的畅达阶段。”

他开始拿了一本中文词典学汉字,鲁桂珍像教导孩子一样,帮助他学习汉语,并经常回复他简单的中文书信。这时剑桥有一位著名捷克汉语教授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m),也帮他学中文,每周两个小时李约瑟到他的家去读和讨论《管子》,哈隆教授准备翻译出版《管子》一书。《管子》是李约瑟接触的第一部中国原著。

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写道:“大约在15年前,有一天我在友人古斯塔夫·哈隆教授的书房里,和他共同研读主要是道家思想的古书《管子》。这次,他建议很快翻过我们正在读的那一章的某些材料,因为其中似乎只包括一些关于动物的荒诞无稽的传说。可是我却仔细地研究了它。结果发现,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某些海洋动物受到月亮周期的影响,它们的大小随着月亮的盈亏而增大或缩小。我大为惊奇,因为我记得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完全相同的话。”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前半生》提到李约瑟学习汉语的方法:李约瑟自己还创造性地发明了一套学习方法,在各种簿子上记满了笔记。他有一个做法是把各个韵母-ianiang等一页一页分开,各分四栏,区别四声,再在左边把声母依次排列,如ch-Ch'-f-j-等。于是他编制了一系列的单字表,并在栏内填上这些单字的意义。这对记字有很大的帮助。

他做的另一件事是用新的检字法编字典,把所有的字分成四类,另附一个不大的“其他”类。四类是竖、撇、捺和方框(如“口”,“回”)。这样就把字典的214个部首,连同它们所属的字,全部归纳在这四大类里。

最后,他用一本比较大的按英语字母排列的地址簿,专门收集有些西方人认为汉语中根本没有的字句型式,即所谓语法结构。他在这里悉心研究词序、量词、虚字、数词、连词等等。

李约瑟经过十多年的勤苦学习,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籍和翻译。

王玲在1988年于美国圣迭戈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上讲“李约瑟的精神”提到:“他不但通晓好几门西洋文字,而且通晓中国白话与文言。他把中国上下数千年的深奥古文层层阐释,并介绍给当今的西方学人,像这样集才智与造诣于一身者,除他莫属。”

“譬如,从事中国古文翻译时,约瑟凭他的敏捷思维能够马上发现任何错误。凭他过人的记忆,他还讲出某某人所译段落有何差异,是否正确,他完全有能力确切评述,有时还能纠正汉学大师的差错。这样,他就把原先难以理解的文字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从而发现其科学价值。”

“有时候,他可以经过不懈的努力在一天之内不止一次地解决问题,我还记得约瑟乐呵呵地对我说:‘今天有了三大发现呢!’也许有人要问,他是怎么成功地运用自己的古文功底的呢?我可以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能整页整页地浏览不带标点的中国古文,并且一眼就找出要找的技术术语及文字说明,这在非华人学者中实属罕见。我们时常一块儿查资料,本人尽管自幼受到祖父的古文薰陶,却常常要败在约瑟手下,到最后往往彼此会心一笑了之。总的来说,我们多年的辛勤劳作化成了巨大的快乐。”

俭朴过日平易近人

何丙郁在《我与李约瑟》中说:“虽然李约瑟的家境和经济状况不差,但他却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他在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时,曾经买了一件新的外衣。当时剑桥大学风气纯朴,他不好意思让同事看到他穿新衣,便在吃午餐时把它铺在草地上,让同事们坐,以期它早点变旧。”

“他的午餐通常很简单,只有面包、三文治之类。天气好时就在园子里露天进餐,这是一种很省时间的习惯,吃完后就可以立即回实验室继续工作。”

“……李约瑟十分珍惜食物,连落在桌上的碎屑都曾拾起放在嘴里,也许这是遵从英国的一条明训:‘不浪费,不愁缺。’”

“李约瑟在研究室里也同样是这种作风。他从不浪费纸张,往往将用过的纸翻过来再用。他的很多初稿就是写在用过的纸的背面的。他还将邮包上的绳子收存起来,以备日后再用。他的邮件来自世界各国,贴有各种各样的邮票,李约瑟都剪下来,存放在一个匣子里。其实,他并不是集邮者,只是觉得弃之可惜,不如送给集邮者。”

“有时也可以看到他手拿剪刀,将厚纸剪成一张张卡片,作搜集资料用。有人说这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因为卡片可以买到,不必花太多钱,用不着大名鼎鼎的科学史权威来亲手制作。但李约瑟告诉我,他是借此使脑子得到休息,松弛神经,实在是一种消遣方式。”

李约瑟读剑桥大学时,他的父亲买了一辆黑色的自行车给他上学用,这辆车李约瑟用了七十多年,还是为李约瑟研究所的学者服务,三排档、磨电灯仍旧完好,坐上去依然结实灵活。

王玲在第五届中国科技史讨论会上曾介绍过李约瑟的工作情形:“他组织有方,工作不知疲倦。他常常‘开夜车’一直干到次日清晨,从来不肯把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

“……他毅力过人,能够连续不停地工作。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比喻这一优点也许可以吧。中国有句俗话是描述一位勤勉书生,说他连骑马外出时都在不停地读书。约瑟坐火车旅行总是买一张头等票,这并非是为了炫耀身分。唯一的原因则是:头等票能使他找到空车厢,从而得以任意摊开书本与稿纸,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下一章节准备笔记。就连开车外出时,他也都是一边驾驶一边讨论书中的题目。”

“……约瑟从不浪费时间,甚至是短短几分钟空隙,他都要利用起来裁制卡片。他把这事称作‘编结毛线’。这些卡片原先是我们偶尔去用膳的马路对面那家茶馆的菜单。卡片上记着他饮用茶点时的零星想法,或者是无意中听到的趣谈。”

“他把这些菜单剪好后直接存放在各自的恰当地方,他总是这么说:‘每件东西得放个地方,而且还要放得合适才好。’他存放作品非常得法,不管是几张译稿也好,还是几张茶馆的卡片也好。”

李约瑟每日工作都在较晚的九时半或十时才开始,午餐吃得很少,常利用午餐和下午茶的时间会见客人以节省时间,然后一直工作到吃晚饭时间,茶点的时间也只不过20分钟。他经常在学院内请客人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工作到晚上11时。

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黄仁宇在李约瑟过世后写了《李约瑟给我的影响》,提到在剑桥时和他一起工作的情况:“李公平日在院长书房工作,在二楼,内中只有少数现用参考书籍。另有研究员书房二间,分别标明K1K2,每间约是18平方英尺,K1所容纳为社会科学书籍与一般参考资料,二十四史及李所著的书。这一年内K1成了我的书房,对面K2所置多是自然科学书籍,为他的书伴鲁桂珍博士所用。”

“……李约瑟偶而来K1查考资料,我知道他手中总是挟有书籍文稿,既听得门上钥匙转动,不免跳离坐椅前往帮他开门,只是这样也犯禁忌。原来李公规矩:凡读书必聚精会神,不左顾右盼。他自既有另一钥匙,又何必我来协助?要是一见面即起身问好,家人无恙,国事如何,那又如何在每小时充分的利用60分钟?”

“……再看李公检阅书籍中参考之处,律己甚严,抽览案上书籍,手足耳目概有定处,所以效率甚高。文中出处一查就着,两三分钟之内各卷册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飞,又利用书院中院长之特权踏草地而去,俄顷已将出处用打字机打出……”

在李约瑟去世之后,他的中国好友胡道静(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在《新民晚报》写了一段回忆他的文字:“李约瑟博士十分关心我国青少年科学工作者,对他们将来在21世纪的地位而寄予无限的希望。”

“他在1984年访问我国,11月中旬到上海的时候,本市《少年科学》编辑部委托我请求他一件事,就是通过《少年科学》对中国青少年讲几句话。他那时在上海只有几天的停留,参观访问的日程很紧,我很不好意思地向他提出这一请求后,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如约我于次日上午去取稿时,他给我的竟是一份密密麻麻写成三页纸的手稿。我们知道西方人写稿总是用打字机打印而不用手写的(除了签名而外),他这次外出,并没有带打字机,就连夜手写了。这在西方文稿中是罕有的,所以文稿的本身就具有了文物的价值。这且不谈了,我得稿以后,就转给《少年科学》编辑部,译出以后,发表在该刊的12月号上,引起了我国青少年的广泛兴趣。”

“文章是从他的幼年时代讲起,他生长在一个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的家庭中,幼年少年时代受到科学的艺术的良好家庭教育。青年时代父亲要他做医生,而他受到老师的薰育,决心投身于开创生物化学科的科研工作。中年以后,又受到中国高等知识界的影响,致力于古代中国科学文明的研究。”

“所以他劝中国青少年,要把家庭、良师、益友的影响很好地结合起来,以决定自己的前途。”

“中国是一个有科学发明与创造的伟大国家,有非常好的传统。中间虽走了曲折的路,可是现在是‘之’字写一捺的时候了。中国青少年不要放过这一良机,继承传统,发挥智能,使中华文化重现光明。他这份热情的鼓励,使我们好生感激!”

夫人李大斐

李约瑟的第一夫人名叫多萝西·玛丽·莫伊尔(Dorothy Mary Moyle),她比李约瑟大4岁,在剑桥大学研究蛋白质化学。他们在19249月结婚。以后她也取一个中国名字“李大斐”。

结婚后他们到布列塔尼(Brittany)罗斯科夫海上生物实验站去旅行,他们把假日及研究结合一起,到各地包括美国东部西部的海域研究角鲨卵及其他无脊椎动物的卵的磷代谢作用。

他们两人都是研究胚胎生物化学的权威,可是却发现他们不能生儿育女,对于别人的小孩他们都挺喜欢。虽然无儿女的缺陷,他们就把精力和心血放在科研上面。

李约瑟在抗战时想法协助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他是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他向英国政府建议,在重庆创办一所为帮助中国科学界从英国印度采购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品的服务机构,可以保持中西双方科技界的接触。这样能资送或邀请中国学者赴英研究考察,也可延聘英国专家来华讲学。

英国政府在19436月批准他的建议,于是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成立是相当的艰苦,他们在英国驻华使馆的狭长平房办公。李约瑟的办公用房坐落在最低一排一排的平房,窗外是几座随时可以倒塌的土房,墙上的石灰涂料大片大片剥落,露出里面的竹筋。而重庆湿热墙壁表面,公文皮包,打字机匣都长绿色霉菌,可是等雨过天晴,热到38℃,这些霉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944年,由于合作馆工作繁重,李约瑟向英国政府要求征募高级的科学人才来华工作,而李大斐毅然放下英国舒适的生活远渡重洋,来华参加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她和李约瑟一样,积极的投入工作,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吃饭时都要邀约当地的科学界朋友来叙谈。

李大斐在19461月离开中国回剑桥工作。回到英国,他们把他俩在中国三年半的活动记录,包括工作报告、日记、通讯、诗歌、摄影及在《自然》杂志写的短文,编辑成了《科学前哨》(Science Qutpost)一书,就像在书中所说:“这本书如有任何永久性的价值,一定是因为它提供一类记录(虽然不甚充分),显示一个大民族的不屈不挠,从一农业半封建文化中出发,精通近代科学及工程。虽受帝国主义侵略,仍尽力设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不必如何说明,人们就可以通过千瓦,昆虫带菌者,维他命忍受试验,开口式炉,侏罗纪岩层等类无情的科学名词,看到这一代人全体所具有的创造力,牺牲精神、坚韧、忠诚和希望。我们和他们会深引以为荣,今天的前哨就成为明天的中心和司令部。”

李大斐和约瑟两人非常恩爱,何丙郁在《我与李约瑟》中提起:“每次李约瑟完成自己认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就在午餐或下午茶时很高兴地念给李大斐听,他会说他找到了一小块蓝色的土 struck a blue patch)。李大斐在她的研究上如有新发现,也是照样念给李约瑟听。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欣赏。”

“……李大斐的身体一向欠佳,她的一个眼睛因患白内障动过手术,只能用一个眼睛看东西,一个肺也因肺病开刀切除。那时她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但还是照常工作,在生物化学系当‘助手’(demonstrator),可是跟她作研究的有好几位从外国来的生物化学系讲座教授。剑桥有一条规则,不允许夫妇同时在大学内任职,李约瑟是生物化学系的教授(Reader),所以李大斐只可以担任未入流的‘助手’工作。听说英国其他大学曾请李大斐出任讲座教授,但她不愿意离开李约瑟,婉辞回绝了。几十年来,她一直从事研究和著述,如今年逾八旬仍孜孜不倦,这种治学精神,我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1982年我两次去李约瑟家拜访李大斐。她比李约瑟约大五岁,身体已呈现衰老征象,丧失了部分记忆力。半年前,鲁桂珍在香港对我说过,因为李大斐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李约瑟很不放心让她独自留在剑桥,但找人照顾她很不容易。”

“……李约瑟担心大斐的健康,所以要替她去购买食物和日用品。我曾陪他到超级市场一次,觉得他对这种差事是颇不胜任的,不但不善于选择物品,而且不知应买的数量。”

“鲁桂珍说他真可怜,八十多岁才开始学习买东西,可是既来之则安之,李约瑟仍然处之泰然,并不觉得这是件苦事。问题是每天的工作时间要推迟两个小时,他的宝贵时间被如此消耗,真是可惜!”

“我回到香港后,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李守基,我们都担心李约瑟的工作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李守基在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基金会香港分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决定替李约瑟雇请一位管家,一面照顾李大斐,一面替她购食物和日用品。”

19871222日,李大斐在久病20年之后终于去世,李约瑟是非常的悲痛,他把妻子的骨灰安葬在李约瑟研究所新楼庭院的一棵果树下面,这样他觉得她仍能和他朝夕相伴。

鲁桂珍与李约瑟

1989915日,李约瑟与和他一起工作五十年的合作者鲁桂珍在凯思学院的小礼拜堂结婚。由学院院长也是他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当时李约瑟坐在轮椅上,把一枚镶嵌翡翠的白金钻戒戴在穿红底绣花缎面旗袍的鲁桂珍的手上。仪式结束后举行三文治午餐会,李约瑟幽默地说:“两个八十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

鲁桂珍(19041991)是湖北蕲春人,她的父亲鲁茂庭是南京一名药商,懂得中西药,她是长女,下面有两个弟弟。她的父亲经商致富,南京有一条街房子都是她家的。中学时在明德学校求学,曾参加五四运动,手举国旗,大喊口号。毕业进入新教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

毕业后,她去北平协和医院深造,攻读理学临床实验,不久就跑到上海当圣约翰大学的讲师,讲授生理学和生物化学。以后她又在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从事生化营养方面的研究工作和名医汉子明(Benjamin Piatt)合作研究维生素B和脚气病。

这时她的在空军任军官的未婚夫,由于参加抗战而牺牲,使她产生断绝结婚到海外留学的念头。李约瑟在1990年领福冈文化奖时说:“……和我前妻一起研究肌肉生物化学的鲁桂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在美国度过的。他曾一度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纽约哥伦比亚医疗中心以及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等三个地方。在亚拉巴马州,她研究了人所共知的蜀黍红斑(糙皮病)。后来在南京作了营养生物化学教授,不久又被召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九年后她返回剑桥,她来剑桥的原因,一则是我在康福德-麦克劳林基金会中心担任司库,再则她认为自己在剑桥的生物化学研究所搞研究更适合。现在,她在我工作的研究所中任副所长。”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前半生》中回忆她最初见李约瑟的情景:“我在离开中国去英国的途中,凭着我所知道的他的一些著作,心里在想我将遇到一位白胡须的老先生。然而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头发乌黑的年轻生物化学家,气喘吁吁地东奔西走,身上穿件被做实验的酸液烂穿了好多孔的普通白色工作服,他已是一位以研究生物化学、胚胎学和实验形态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而闻名的剑桥科学家!”真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鲁桂珍和李大斐一起搞研究,当时李约瑟在写《化学胚胎学》的巨著。鲁桂珍在书中写道:“当时多萝西和我常在下午走出生化实验室,到李约瑟的房间一同吃茶点。他欢迎休息一会儿,总是从写字台旁一跃而起,拨一拨炉子里的煤块或木柴,给我们煮茶,一边哼着或唱着民歌。然后他总把他那天在打字机上打好的一堆稿子给我们看。”

鲁桂珍的论文导师是李大斐,但她们情如姐妹,她以最短的时间获得博士学位(三年期间)。她称李约瑟为“大哥”,但有一天她却对“大哥”发脾气了。

李约瑟在剑桥大学是第一个发起科学史讲座,有一天李约瑟突然问鲁桂珍:“为什么中国在近代科学发明上明显落后西方,无所成就?”鲁桂珍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及倔强的女性,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时,由于老师发不准鲁桂珍名字的读音,提议她取个洋名“格丽丝”,可是她却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叫我‘格丽丝’?不叫成‘格丽丝’不行吗?”现在李约瑟的问题伤害了她,她发脾气地说:“正是中国的科技成就一度使得西方的科学技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那种认为只有西方发展了科学技术的观点是荒唐之极!”

何丙郁说:“鲁桂珍对中国科技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引出一个李约瑟。”这句话是很有道理。李约瑟自己也说:“越和这些年轻科学家接近了解,越明确认识到他们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把问题显得尖锐突出了,为什么现代科学,伽利略时代‘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而不产生于中国或印度?”

李约瑟说鲁桂珍“对这个著作计划起了激素和诱导物质的作用,应予表彰。”

鲁桂珍在《李约瑟的前半生》引了一封李约瑟在四十年前于中国写的一封信:

“从我初到这里以来,你们的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然而正因为如此,我能够深入各处城乡的生活(当然东奔西走历尽辛苦),我踏着孤独的脚步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因而充分欣赏了古树丛中和荒园中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市集的生活,亲眼看到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黎明所经受的苦难。我说‘历尽辛苦’,不是夸张。有时我搭个行军床在荒庙里过夜,有时蜷缩在合作工场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虫蛇百足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鼠。有一次我因为注射了哈夫金疫苗,高烧发到40℃,卧倒在嘉陵招待所,那些大老鼠总是一夜到天亮在帆布棚顶上蹦上蹦下。但是另一方面,我却品尝到了许多好吃的东西,而且常常是在乡村街巷的摊头上。这些吃的东西怕一般西方人不大敢欣赏(我们大使馆的一些同事就是如此)。”

“有一年春天的早晨,我在江西赣县露天吃到冰糖豆浆和油条。还有在广东从滚油锅里拿起来吃的油炸饼。再有在冬天于兰州,尽管北风直穿窗上糊的破纸吹来,火锅和白干儿简直使你的灵魂也暖和起来。这许多好东西我怎么也忘不了。当你想吃甜食的时候,那就学路易·艾黎(Rewi Alley)到药店去买一罐蜂蜜,涂在叫做‘糕块’的车轮般大的甘肃面饼上一起吃。那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永世感激你带我领略了这一切。”

在引了以上这封信之后,鲁桂珍写道:“……他在中国呆了这些年月之后,我觉得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不再是我在1937年初见他时的样子。十年工夫里,他变得更老成,更耐心得多,不像过去那样老是急急匆匆,也不像过去那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他常对我说,战时中国交通缓慢,正好悠然欣赏一路的风景,仿佛他一生第一次得以享受一位英国诗人所说的‘伫立闲眺’(Stand and Stare)的福份。……因此说,在中国的生活给他的影响,是使他心情安宁、平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艰苦工作的习惯,也不意味着失去了在需要的时候速战速决完成艰难任务的组织能力。只是,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道家思想越来越浓厚……”

鲁桂珍在协助李约瑟作中国医药史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她在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发现从人体自身排泄的尿液用来制药,惊奇地发现某种制药过程中使用人尿的数量达到600加仑之多。李约瑟惊奇地说:“我的天!这简直是一家现代的制药厂!”他们深入研究之后,发现早从北宋初期(11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从尿中提炼激素为医病的药。而且在提炼人尿中的类固醇激素时,竟然采用了1915年德国化学家阿道夫·温道斯(Adolf Windaus)发明的皂素沉淀的方法,并且最后还用了升华的方法。除了类固醇激素外,当时还用其他方法从人尿中提炼了别种药物。

鲁桂珍在剑桥很早就为了李约瑟的研究事业作房地产、股票交易及金融投资。两人亲密合作,以前一些人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误以为鲁桂珍是李约瑟的夫人(虽然后来是正式成为夫人,但这是50年之后的事了!)

1984年李约瑟和鲁桂珍到台湾访问,《中央日报》101日以这样的标题:“荣誉归李约瑟,功劳在鲁桂珍”来介绍他们。可惜他们结婚三年之后,鲁桂珍在19911128日去世。

推崇道家

李约瑟自称是“十宿道人”,他在《中国科学文明史》第二卷这么说:“道家是哲学和宗教的混合,也是‘原始’科学与巫术的混合,这确是极为独特而有趣。对于了解中国一切科学和技术,尤其重要。‘世界上的神秘主义学说,无不顽固地反对科学,唯独道家思想例外,可谓前所未见。’这是一段非常有名的评语。”

“道家思想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战国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奉行的是自然之道而非世俗社会之道。因此,他们不到封建诸侯的朝廷上做官,而是退隐到旷野山林之间,在那里冥想自然之理,观察它无尽无穷的现象。儒家心目中认为他们放纵……”

“对于人间社会秩序的建立,儒家悉力以赴,但是道家却认为,若非远离人间社会,从而对大自然有更多的知识和理解,将会徒劳而无功。不过,这些哲学家,他们的自然之道,却是只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他们反对知识,然而他们所反对的,是儒家的学究知识及封建社会的繁文褥节,而不是自然之道的真知识。”

“儒者之学是阳性的、霸气的,道家贬弃之,而追求一种阴性的、睿智的学问,这只有退隐的、静虚的态度来观察自然,才见功效……。”

“道家思想的另一个根源,是古代的萨满教术士,他们在南部和北部的教派,在很早时期就分别传入了中国文化,后来在东北海岸地区特别是齐国和燕国,大为盛行。他的名称叫巫和方士,在古代中国人生活里有重要影响,是地府宗教和法术(主要的萨满法术)的代表,与人民大众关系极深,与儒家所建立的天府宗教的国教处于相抗地位。”

“道家这两种不同的质素,在古代中国社会里,能这样紧密地混融起来,后来又发展成为‘道教’,乍闻之下,会觉得极为费解。其实一点都不难明白。”

“科学与巫术,在最早的阶段是彼此不分的。那些道家哲人既然注重自然,他们从静观而过渡到实验,是顺理成章的事。”

“炼金术便纯粹是道家的原始科学……同时,药物学和医学最初和道家思想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观察进到实验,本应就只是改造环境、继续观察,再没有其他的目的,可是一旦沦入服务封建贵族的符咒师,及其后宫廷教化的文士之手,由于不屑人力上的操作,这个重要的步骤便从此面目全非。”

“于是根据老子、庄子高深的思想,在炼金炉边煽火以求不死仙丹,和冥想阴阳五行的运行以求心灵静虚的道家哲学家,与那些大书符咒或奉行拜祷仪式以掌握龙神的道家卫士,在人们心目中便再无任何分别了。”

19719月李约瑟到香港,在《明报月刊》工作的胡菊人专访他,就提到对他认为“道家哲学及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的源头”的观点感到兴趣。李约瑟当时表示:“是的,道家与中国科学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怎会有这样的看法呢?事实上,我一开始读道家的经典著作的时候,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了。从很多方面来看,道家的自然观,也就是说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根据于科学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并不是‘有罪’的,更不是过渡性的,而是真真实实的。‘道’——我们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代表大自然的‘秩序’。”

“因此当我们着手撰述《中国科学文明史》的时候,一点都不感到意外,非常自然的就发现到,古代以至中古时期,中国若有什么科学、技术上的事情发生,譬如,无论是植物学、磁力学、医药学、炼金学、原始化学、乃至天文学、数学等等。总是和道家有不可分的渊源关系。”

“当然,我们也知道,道家,就其宗教方面而言,也就是说‘道教’,在目前来说,似乎是已渐衰落了。但是,就科学的历史而言,这是没有关系的。我认为道家思想,对中国科学的技术,在通贯中国的历史上,有无可限量的贡献。确实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1964年,李约瑟到中国旅行。到了北京,他就去广安门外的全真派的道观,中国道教协会的所在地——白云观拜访陈樱宁居士,并参看观内明代正统年间刊刻的《道藏》。到了山西太原,就去看北宋全真派的道观——纯阳宫。

1972年李约瑟访问上海生化所,见到以前来剑桥留学的曹天钦。当时是文革,曹和太太谢希德被体罚批斗,太太被禁闭在复旦大学低温试验室长达九个月,而曹在单位的煤砖间监督劳动。李约瑟要求上海市的“市革会”让他见曹天钦,曹才暂停两天监督劳动。在1986年,曹写了《从“抱朴子”到马王堆》回忆了当时见面的情形:

“……我在贵宾室里坐在他的旁边,看到他拿给别人的名片下印有‘十宿道人’的字样。这比他在重庆时代即使用的‘丹耀’,更加生动地表达了他的意向。

我心中浮起了一幕幕抗战时期同他工作时的情景。19458月,我同邱琼云陪同他们夫妇深入终南山的楼冠台访道,与70高龄的鹤真监院(摹佛道人)谈《道德经》、登炼丹楼。

可惜楼冠台道观属于长春真人邱处机建立的龙门派;他们修的是内丹,不是外丹,炼丹楼是修真养性的地方,不是化学实验室。

那次旅行,我们还到秦岭深处庙台子的张良庙。那是一个三教合一的道观,供奉主要的是功成身退、从黄石公游的张良。道士们不炼丹,却是能用山中的褐铁矿石和树枝炼出灰口铁的巧匠。他们制造的铁锅,行销远近,颇负盛名。

我也不能忘记在宝鸡东郊的卧龙寺和石羊庙的一段经历。那时日本侵略军侵扰河南,河南大学的部分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迁到宝鸡,借宿破庙,坚持上课。我津津有味地听着李约瑟同化学系的教授们促膝长谈。他们讨论的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

我更不会忘记在成都华西坝的钟楼上,李约瑟一连三天躲起来。同郭本道教授讨论道家的内丹。

1944—1945两年西南、西北的长途旅行中,我看到他一面进行繁忙的科学交流活动,一面勤问勤记、摘录典籍,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收集着中国科技史的资料。27年之后,当时的点点滴滴,已然汇为洪流;当年的计划、设想,已变成了一卷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这个坐在我身边的人,是个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更是个中国人民的挚友;他是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更应是个翰林院学士;他是个杂家,特别是个道家。”

诗人

李约瑟可以算是一个诗人,他小时常去他的父亲的有丰富藏书的书房去阅读,除了一些小说、哲学、历史的书,他也阅读了许多欧洲的诗人的诗歌。

在剑桥大学虽然最初读的是医科,可是他却在暑假时即常拿着一些书籍跑到剑桥外东北角的乡村,那里除了有青绿的原野,还有水平如镜、清澈见底的水塘,他就一整天在水塘边的树下看书,完全安静无人打扰,读他的《弥尔顿传》及其他英国诗人的作品。

以后他来到中国,认识了像新西兰的诗人路易·艾黎以及从中国人那里学到古典诗词,他非常欣赏中国文字的优美。他在1991年和胡菊人谈他在战时及以后访问中国时,都写过一些诗。很多人大概都会写诗,是在中国,因为有那种境界和气氛会使人写诗。就像他在1943年到四川时,他说:“在我半睡半醒的朦胧时刻,心头涌现的却总是四川弯弯曲曲的路径。”于是就想写诗了。

1958年他到西安参观了著名的碑林,以后他写了《在长安孔庙中》的诗:

“我44岁那一年初来到这里,

那正是封建地主和外国军队压迫的年代。

壮丽的殿堂周围荆棘遍地,茅草丛生;

就像绿色的林海中飘浮着一叶孤舟。

屋顶上斗拱坠落;平台上楼座倾记。

浊臭弥漫玷污了圣洁的芬馨。

矗立的古代石碑,就像周围待耕的荒土上,

生长出来一片茂密的森林。

老子说得好:‘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我在一家穷铺子里

买了几片景教碑的拓本,

又喝了一杯酒,

怀念着昔日长安的光荣。

踏上机件残损的破旧救护车,

越过秦岭山脉去支援反法西斯战争……”

他那时看到中国人民战时艰苦的情形,他穿西装不系领带,衣服也不用熨斗烫,有时还穿陕甘农民的光板白羊皮袄。吃饭不挑不拣,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早上喝点牛奶或咖啡,或者当地的民间食品锅盔馍,再加上点蜂蜜和甘南藏民的牛油。他就是这样像白求恩大夫那样抛弃舒适的生活与安定的研究环境,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共同战斗共同呼吸。

“……

如今,我已是60岁的老人,白发苍苍,

(感谢永恒的‘道’),我又回到这孔子的文庙,

我已经写了不少作品,为祸为福,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我怀着虔诚的心情,要医治这民族的创痕。

我是否再会到关中去?谁知道。

天是睛朗的天,中国炎夏的阳光普照。

但是我的心中不能平静。

国际风云险恶,危机日盛——

人们不知道控制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们,

要保持孔夫子对人的信念,正义的信念。

一切为了公平和正直,一切为了仁爱和学问;

我祈求,我相信,人们会埋葬弹药,不再挑起战争。

在遥远的将来,公输般的子孙,会做出更多的实验,

彼此相互交流,产生许许多多创造发明;

考验着人们的肉体和灵魂,甚至会毁灭一切众生。

因此,我们必须求得最终的平衡;

水和酒融合在圣餐杯中:‘阴’和‘阳’完全对称,

实现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太理性化的理性;不太不合理的信仰。

到那时候,全世界可能依靠中国的传统得救。

‘人之初,性本善’。

让中国大声疾呼!人民文化万岁!

百川归海,让友好的精神遍满全球。”

“……

14年后又重来到这汉代的古都,

发生的变化真不小

整个民族已经站起来了。

我们的杰勒德·温斯坦利(Garand Winstley英国1649—1650年像罗宾汉的农民运动领袖)在科磐山的梦想已经实现,

‘一切掘地者,现在站起来吧!’这正是他的歌声。

正如释迎牟尼所说‘种善因必得善果’,

(那并不是消极厌世的思想,而恰恰相反)

现在,我看到一切都有条不紊;牌坊重又树立,

园林清扫,修葺一新,文物古迹恢复原型,

学术重又受到尊敬,正是孔夫子的愿望。

所以我写道:石刻碑林恢复了生命,

凤凰麒麟又回到了长安城。

……”

(见劳珑译:《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三联书店1987年版)

为什么中国在五百年来科技落后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曾有过辉煌的建树,可是在近五百年却落后而且退步,为什么呢?

李约瑟却认为他不觉得中国的科技有退步,他曾非常审慎地制造了一个表(插图),这里显示中国的科技一直是稳慢前进,目前就是在“现状线”以后,更进步了。

他比较中国和西方。他说,希腊最初在某些方面较为优越,可是却突然退下来,进入到可怕的黑暗世纪中去,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树。

当其时,中国却正在突飞猛进的时候,欧洲是落后的,大大的落伍。然后,文艺复兴来了,发生了科学大革命,伽利略、牛顿等等大科学家诞生了,科技乃日进千里,像火箭一样飞越。自然,在今日,所有文化在科技上都飞越进展,并架齐驱,因为科学已成为世界性的一体化,但是他并不认为中国落伍了。

在自然科学方面,东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及物理学在第一次相遇以后,一下子就汇合起来。在公元1644年即明朝末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彼此之间再也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它们完全的融合起来,结盟起来了。

骤然看来,西方数学好像比中国数学的水准较高,然而那是因为宋元两代的代数数学家的技术,在几十年间失传的缘故。等到后来重又发现他们的技术,又恢复了平衡——虽然中国方面没有演绎几何学,仍然是一缺陷。但中国数学所偏重的,一直是代数而非几何。

这正如天文学一样,两个文化并驾齐驱的走了基本不同的路向,希腊天文学一直是黄道的,行星的、角形的、地轴线的、周年的;中国天文学一直是北极座标的、天体赤道的、时算的、平均时的、周月的。这两个系统并无任何对立或矛盾之处。在数学上也是一样,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于大自然不过是专注于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已。即使中国人对于几何学方法绝不热中,从而没有发展出陶立米周转律及最后的哥白尼太阳系统,但他们在中古时期的宇宙观,却远比欧洲先进,他们已经发明漠漠太空无限无边及时间无穷无尽的观念,而非天体为有外围的球体的观念。

他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四个原因:

(一)在地理上,中国是一个紧密相连的大陆,二千多年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社会生活基本上相当稳定。中国有丰富的矿物、植物、动物、人口多,自给自足,对外界无需求。中国人重农轻商,从来没有向外拓展殖民地的观念。

(二)从水文学来看,中国属于季风区,降风情况极端富于季节性,且年年发生变化。因此对于灌溉、防洪、贮水的工程建设特别需要。为了将大量人力集中于水利工程建设,就产生了官僚制度。

(三)中央集权式的官僚政治,一方阻止了封建制度的死灰复燃,一方面则将重要的工业(如采盐、冶金),工程(如水利)与商业国有化,而且几千年来对商人采取压抑的措施。另外进士制度,把全国的精英都网罗到国家机构,要出头只能当官,因此资本主义难以发展。

(四)在官僚社会中,商人虽可发财致富,但他们得遵守禁奢令,不正当的课税与政府的干涉可以剥夺他们的财富。商人不像欧洲文艺复兴的商人拥有权势和影响力。这使中国没法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从而抑制了现代科学的生长。

可是中国人不必自卑,就如他在《少年科学》上写的“CHINA——创造与发明的乐土”上所说:“爱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少年们,你们应该从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曾经是伟大卓越的这一件事实中得到巨大的鼓舞。”

“你们的祖先在二千多年前,就是伟大而持续不息的天文观察者了。就是他们,又是经线的相互交换和回环运动的标准方法的发明者,一切蒸汽机和内燃机都是依赖于这条基本法则的。还有,你们的祖先在20个世纪以前,就先于安东尼、特雷玛知道怎样冶炼生铁了。地动仪是张衡在2世纪发明的,并非如西方人所说是亚倍·塞佩尔到18世纪才发明的……”

“所以说,中国有一个过去很伟大的过去,而且是必然有一个伟大的未来。任何事情西方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即使不是超越的话。而最主要的是,中国人民有伟大的道德传统,这将是防止现代科学有毁灭我们世界的危险的可能因素。”

去世

从中年取名为“丹耀’,到后来“十宿道人’,在80年代又取一个“胜冗子”(意为“克服混乱的能人”)。19819月,他在中国上海对胡道声等朋友解释为什么取另外一个道号:“大家通常并不把‘胜冗’两个字联起来当作一个词语用。可是,从字典上可以查到‘冗’字的一个意思是‘混乱繁复的事物’。所以‘胜冗子’的意思就是‘克服混乱的能人’。”

“每当我开始新的一个篇章的写作时,我总是体验到在我们所研究与探索的对象中充满了误解、错译,不正确的观念和五花八门的谬论。可是,随着工作的深入,真实的、明净的图像才层层剔去外膜而逐渐显现出来。”

何丙郁在他写的《我与李约瑟》一书,最后一段写得非常的好:“李约瑟一生的兴趣似乎都集中在生命的问题上。早年的宗教兴趣是有关生命终止后的来生问题:继承父业做一个医生的愿望是从救来生转到救今生。他研究生物化学的目的是要解开生命之谜,从化学的角度去了解生命;而在研究中国的炼丹术时,他又对道家的长生不老术特别感到兴趣。”

“虽然长生不老术没有成功,但现代医学与公众卫生已经达到延年的目的。40年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已延长到大约是67岁。我在1972年刊登于日本一家杂志的文章说过,李约瑟不是从炼丹术,而是从他的不朽巨著中获得长生之道的。这一方面是指这部巨著将使他名垂千秋,另一方面是说人生依靠着一个无形的潜在的生存意志,这种意志激发体内生机,为着达成某些有意义的目标而继续奋斗,尽力把生命延长。……”

1986年李约瑟第8次访华,他曾到湖北省蕲州镇去参观李时珍的陵园。在瞻仰了这位写《本草纲目》的名医的坟墓之后,他在纪念册写下了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对《本草纲目》的赞词:“他在书中留下的渊博知识与才华,将不受时间影响,永保一新。”

这句话也可以用在他的身上。

1995610日,在剑桥大学的圣玛丽教堂,为李约瑟举行了追悼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李约瑟生前的好友以及外国机构的代表出席,凯思学院(Gonville and Cains College)的合唱团演唱了两首道教歌曲。中国科学院的代表席泽宗教授致词:“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周光召教授和卢嘉锡教授科学院主席和前主席,和你们在一起深重的悲哀纪念我们这时代的伟大人物——李约瑟。”

“李约瑟博士的去世不单是英国人民也是中国人民的极大损失。他是中国人民心中一个最卓越及令人尊敬的学者。在过去的50年,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随日趋增,他在许多国际事件,顶着逆流,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仗义执言。同时,他深入的探索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史,并且为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无保留地提供支助。”

“李约瑟博士是第一个对中国科技史系统和全面的研究。他不单在自然科学有极重大成就,在哲学、历史,文学和语言也有研究。虽然他的背景是西方文化,可是他显示对东方文化有极深的认识,他是最先把中国科技史放到与其他国家比较,看它的优点及短处,以及和其他世界交流的情况。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已经从一个文明超越到另外一个文明,它是20世纪历史研究的经典,是一个少有能对未来指导方向的书籍。”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COMPILED IN HONOUR OF THE EIGHTIETH BIRTHDAY OF DR. JOSEPH NEEDHAM, FRS, FBA

“在抗日战争的后期,李博士来中国四年与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日子,他在中国成立中英合作办事处为我们提供书籍、杂志、仪器和化学药品。同时为了让外面的世界能了解中国科学家在困难的环境所取得的成就,他写了两本书:《中国的科学》及《科学前哨》,这两本书在学术界引人注目,甚至后者在1986年还被翻译成日文。”